2019年12月9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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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敬璉:中國“基本經濟制度”的探索與確立
    20世紀90年代上半期市場取向改革的整體推進,使市場經濟的輪廓日漸顯現出來,原來一統天下的國有經濟和準國有的“集體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所占份額下降到50%以下。
    但是直到這時,市場的產權制度基礎還不明確。占比很大的“民營經濟”產權關系模糊,其中日益壯大的私有經濟的正式地位只是“公有制經濟的補充”。為了取得生存空間,不少私有企業依附于國有或集體企業,靠讓渡部分控制權和給公有制企業繳納“管理費”來換取一頂“公有制企業下屬單位”的“紅帽子”。
    現實的經濟發展與蘇式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框架的矛盾在持有不同觀點的人群中引起了極不相同的反應。兩種觀點之間的碰撞終于在1996年末、1997年初引發了一場我國應當采取什么樣的基本經濟制度的大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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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市場交換,說到底,無非是在不同所有者之間進行的產權交換。然而觀察從20世紀7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的中國經濟改革會發現一個獨特的現象,就是不論是理論論述還是政策討論,都以市場的建構為主要內容,而很少涉及市場的產權制度基礎。究其原因,乃是傳統觀念仍然統治著人們的頭腦。許多人仍然以為,公有制,特別是它的“高級形式”——國有制天經地義地是社會主義國家唯一的經濟基礎。任何離開這一訓條的想法,都屬于離經叛道。
    關于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在斯大林的親自指導下由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寫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說得十分清楚。它寫道:“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基礎”,“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公有制在國民經濟的一切領域內都占有絕對統治地位”。“社會主義公有制有兩種形式:(1)國家全民所有制;(2)合作社集體農場所有制。”其中,“國家所有制是社會主義社會中占優勢的、起主導作用的所有制形式”體現著“最成熟、最徹底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國有制“這一社會主義所有制的高級形式,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起著領導的和決定的作用”;集體所有制是在農業生產力發展水平不夠高的情況下作為一種權宜之計保留下來的,當農業生產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集體所有制就應當逐步向“全面的全民(國家)所有制”過渡。
    蘇聯的制度模式對社會主義陣營中各國的經濟制度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根深蒂固、不容任何懷疑和討論。早在1953年毛澤東修訂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宣傳提綱》中就明確指出:“這條總路線的實質,就是使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成為我們國家和社會唯一的經濟基礎。”在國有制和準國有的集體所有制成為唯一的經濟基礎以后,又制定了“窮過渡”的方針,要求早日過渡到“全面的全民所有制”,即全面的國有制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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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避開來自傳統意識形態的巨大政治障礙,鄧小平等領導人采取了種種變通政策和“不爭論”等策略手段,緩步松動國有經濟的絕對控制,使民間創業行為獲得一定的活動空間。
    在1979年,中國政府宣布允許外國投資者在中國設立合資企業,同時允許個體勞動者在一定范圍內開展活動。然后允許個體業主在不超過7個人的限度內少量雇工。與此同時,在農村允許包產到戶,使農民家庭農場得以普遍建立,繼之以鄉鎮企業的發展。
不過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期,私人企業仍在禁止之列。1982年12月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營經濟的鞏固和發展。”“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城鄉勞動者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這部《憲法》完全沒有提到私營經濟。
    但是在1981年,不超過7人雇工的限定大門打開以后,私營企業雇工人數很快突破了7個人的限額,使雇傭勞動的私營經濟實際上開始發展。雖然鄧小平主張“看一看,不要貿然禁止”;一些地方政府由于私營企業具有活躍地方經濟、解決就業問題等方面的積極作用,往往對它們采取默認乃至暗中鼓勵的態度,但在相當長時間內,私營企業的活動處于不合法或半合法的狀態,許多私營企業只能采取投靠公有制企業,戴“紅帽子”的辦法來取得自己的生存空間。
    直到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宣布“私營經濟一定程度的發展有利于促進生產,活躍市場,擴大就業,更好地滿足人民多方面的的生活需求,是公有制經濟必要的和有益的補充”,私營企業才正式取得了合法地位。接下來,1988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把“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存在和發展寫進了《憲法》。這時,作為公有制經濟補充的私營經濟的合法地位得到了法律的正式確認。不過,直到這時,私營經濟仍然被限制在”公有制經濟的補充“的范圍內,謹慎地使民營經濟的發展不致影響到”公有制為主體,國有制為主導“地位的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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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對于私營經濟的發展有種種限制,但是私營企業憑借它們的適應性和競爭力,仍然在與國營經濟的競爭中逐步壯大。與之相對應,國有企業在工業總產值中的占比,也從1978年的78%,下降到上世紀90年代初期的55%左右。
    這時,黨政領導開始意識到,需要對“公有制為主體、國有制為主導”老提法做出某些新的解釋,以便給予非公有制經濟更大的活動空間。
    這樣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對這一提法在解釋上做了少許松動。它寫道:“就全國來說,公有制在國民經濟中應占主體地位,有的地方、有的產業可以有所差別”,“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主要體現在國家和集體所有的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國有經濟控制經濟命脈及其對經濟發展的主導作用等方面”,“國家要為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參與市場競爭創造條件,對各類企業一視同仁”。
    然而,這一新闡釋盡管十分小心謹慎,仍然引起了一些堅持國有經濟統治地位和質疑民營經濟發展的政治家、理論家的不滿。他們在1995-1997年間,先后寫了四份基本傾向一致、內容和側重點有所不同的長篇文章(俗稱“萬言書”),對改革開放以來的方針政策提出了強烈質疑。特別是在1997年初中共十五大召開前夕,他們發表了“第三份萬言書”《關于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的若干理論和政策問題》,對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的改革方針進行了批判。這份“萬言書”認為,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對“公有制為主體”和“國有制為主導”的新闡釋“相當普遍地被接受”,“是一個不幸的事實”;同時,全面論證了自己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主張,即“社會主義把全民所有制(即國有制)作為公有制的高級形式和必須追求的目標”。
    文章說,要堅持社會主義就必須做到:第一,“國有經濟,主要是幾十萬個大、中、小型獨立核算的工業企業以及國家經濟命脈部門保持統一完整的體系”;第二,“國有經濟必須主導集體經濟”;第三,“公有經濟必須將非公有經濟置于補充地位”。
    這份“萬言書”還尖銳指責政府聽任非國有工業的增長勢頭大于國有工業,“使國有工業的比重大幅下降”。它聲稱,如果集政權與所有權于一身的社會主義國家不能用政權的力量保衛國有企業,就無異于在執行一種“戈爾巴喬夫式的錯誤路線”。
主張市場經濟改革的人們對“萬言書”給予了正面的回應。
    首先作出回應的,是原深圳市委書記厲有為。他在中共中央黨校學習班上的一次講話中說,要把全民所有制與國家所有制區分開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由全社會占有生產資料的全民所有制是一種“理想化的、不實際的占有形式”,因為國有企業職工以外的人民群眾并沒有任何財產處置權和收益分配權;而國家所有制則是以統治階級的國家為代表的占有形態。國家所有制與其他形式的公有制或私有制可以同時并存,互為條件,互相依存,公平競爭。無產階級的國家所有制,更適宜于從事社會效益為主、公益性為主的行業和事業,屬于市場競爭性的行業,不宜由國家所有制壟斷或占主導地位。
    在他的心目中,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公有制,與馬克思、恩格斯預言的由全社會占有生產資料的全民所有制形式不同,表現為多數人占有多數生產資料的占有形式。具體地說,多數人占有多數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可以有以下幾種實現形式:各級政府所有的公有制,統稱為國家所有制;社區集體形成并集體擁有的資產,可稱為社區所有制;勞動者個人投資集合成的集體資產,即集體所有制;社團投資形成的資產,可稱之為社團所有制;勞動者在大公司購入股權因而轉化為不可分割的集體資本,可稱之為社會占有制;把技術作為資本投入形成的技術資本和把科學管理能力作為資本投入形成的經營資本等等。除以上公有制形式外,私人資本、單獨經營、私人所有的私有制經濟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允許存在和發展。“上述各種所有制經濟互相融合形成的經濟實體,則為混合所有制。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的社會化,混合所有制的實現形式會越來越多,越來越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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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有經濟的戰略性改組”課題組對“第三個萬言書”做出了更加深入和全面的回應。
    他們從理論和實際兩個方面提出自己的觀點:
    從理論方面說,他們指出,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社會理想,本質在于追求社會公正和共同富裕。“一個國家是否具有社會主義的性質,并不是由國有經濟所占份額決定的……只要共產黨采取正確的政策有效地防止了財富分配的兩極分化,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都是有保證的。”
    “第三個萬言書”所謂“社會主義把國有制作為公有制的高級形式和必須追求的目標”,無非是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關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特征的舊調重彈。這些觀點已經成為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的主要障礙。十分有必要“擺脫蘇聯模式和《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束縛,對社會主義作出更明確的定義”。
    他們指出,由于不恰當地規定國有制的地位和作用,已經出現了國有經濟布局太廣、“十個指頭按不住幾百個跳蚤”的情況,因此應當從“一般性競爭領域”退出,集中到“國家必須管的戰略性部門”上去。
    與此同時,“應當鼓勵對多種公有制形式(如各種形式的基金和基金會、各種形式的合作組織、社區所有制)的探索和開拓”:“除公有制經濟外,適應現代生產力的多層次性和個人創造性的重要作用,應當支持和鼓勵各種非國有經濟成分,包括合作社經濟、民營經濟以及外資經濟的發展”:“國家應當對各種經濟成分采取一視同仁的政策……著力營造平等競爭的環境,實現在市場規則面前人人平等”:“而不能將它局限于國家所有制和蘇式‘集體所有制’,更不能把國家所有制看作‘公有制的最高形式和社會主義必須追求的目標’”。
    與思想領域的辯論相伴而行的,是實際經濟發生的新變動。常言道“形勢比人強”,經濟體制的實際運行狀況比理論論證更加雄辯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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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經濟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出現的一個突出問題,是仍然占有中國經濟半壁江山和主導地位的國有企業陷入了困境。
    隨著上世紀90年代初期全面改革的啟動和民營經濟的發展,一方面供給增加使供不應求的賣方市場轉變為供過于求的買方市場,另一方面民營經濟從“拾遺補缺”的補充地位逐漸壯大成為國民經濟舉足輕重的組成部分。這兩方面的變化,都使市場競爭日趨激烈,而不能適應這種變化的國有企業逐漸陷入困境。到90年代中期,國有企業虧損增加,效率和盈利每況愈下。
    從國有企業的狀況看,1988年國有工業企業的虧損面為10.7%,到了1995年虧損面已達到國有工業企業總量的33.3%,1998年進一步發展到47.4%。1998年,國有企業累計剝離下崗職工總數達到1350萬人。從全部國有企業的狀況看,1993年國有企業還有1667.3億元的凈盈利,之后就逐年下降,1997年降到539.8億元,1998年甚至出現了78億元的凈虧損。從地域上看,遼寧、吉林、黑龍江東北三省作為老工業基地,成為國有經濟陷于困境的重災區。其中尤為突出的是作為我國工業重鎮的遼寧省。到1997年,全省國有企業已經連續三年凈虧損。當時的926戶國有大中型企業中,有491戶是虧損戶,虧損面高達53%,一大批企業處于停產、半停產狀態。由于國有企業虧損嚴重、涉及面廣、引起國內外廣泛關注,被稱為“遼寧現象”。
作者:吳敬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來源: “中國民商”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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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來源:本站 2019-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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